在泌尿外科门诊,前列腺癌的治疗常常被患者理解成一道选择题:能开刀就开刀,开不了刀就吃药。
但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龚侃看来,这道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。同样是前列腺癌,病灶的大小、位置、数量不同,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不同,患者既往的治疗经历和身体条件不同,都会影响最终治疗方案。
“前列腺癌的治疗看起来简单,实际很复杂,需要根据患者所处的不同疾病阶段进行全程管理和动态调整。”在龚侃看来,治疗策略的制定,尤其是针对晚期前列腺癌患者,是技术的体现,更是一门艺术。技术决定一位医生能做什么,艺术决定他在什么时候、做到什么程度。
增长最快的发病率和跟不上的筛查率
相关数据显示,到2025年底,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.22亿,与年龄高度相关的前列腺癌患病率也随之愈发突出。
“前列腺癌已经成为中国男性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,没有之一。”龚侃援引公开数据指出,过去在中国高发的胃癌、结直肠癌、肝癌,正在被前列腺癌这种“富贵病”挤占,前列腺癌成了威胁中国男性最主要的恶性肿瘤,死亡率也在攀升,位居中国男性癌症死亡谱前列。
但真正拉开差距的,不是发病率,而是确诊时的分期。
“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67%,看上去并不低,但欧美发达国家能达到97%,这个差距就体现出来了。”在龚侃看来,这30%的差距源于首诊的那一刻。
结合临床实际,龚侃告诉搜狐健康,中国首次就诊的前列腺癌患者,晚期占比较多,只有1/3能够做根治性治疗,还有1/3患者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。但在欧美发达国家,这个比例正好反过来,绝大多数患者被发现时仍处于早期。
正因如此,龚侃认为,“早筛、早诊、早治”是当下最迫切、最紧急的任务。“50岁以上男性每年查一次PSA,有家族史的人,筛查年龄提前到40岁至45岁,留一个基线值,此后每年复查 PSA,观察它的变化。早发现、早治疗,才能大幅度提高生存率。”龚侃建议。
早期治疗先判断“要不要动”,再决定“怎么动”
谈及前列腺癌的治疗,龚侃认为,早期治疗的路径相对成熟,患者和医生需要做的是在成熟路径中做出合适的选择,而且不能急。
确诊之后,患者要面对的第一个选择是“要不要手术”。
“这其实是患者刚来看病时最纠结的一点,但并不是所有早期病人一上来就要做手术。”龚侃详细解释说,如果格里森(Gleason)评分3+3=6分,PSA低于10ng/mL,穿刺阳性针数不超过2针、每针肿瘤占比不超过50%,恶性程度很低,可以暂时不用治疗,严密监测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,等肿瘤进展时再处理。
需要手术的患者,第二个选择是“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式”。据龚侃介绍,前列腺癌手术经历了从开放手术到微创手术,再到精准手术的演变过程,如今国际主流是机器人手术。机器人手术带来的改变非常具体,在狭小、深窄的空间里完成高难度的360度肿瘤切除与功能重建,能够为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和更长的生存期带来益处。
不过,目前国内达·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装机量较低,还不能完全满足前列腺癌患者的手术需求。换句话说,国内能够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术辅助系统的患者依然是少数。
图说 / 龚侃教授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操作台前
在这条赛道上,国产力量正在追赶。龚侃告诉搜狐健康,这些年,国产机器人在飞速发展,结合中国人的解剖特点、骨盆特点以及人工成本方面的优势,国产替代一定是未来的大方向,值得期待。
放疗则是另一条成熟的治疗路径。龚侃表示,对于身体条件或既往病史不适合手术的患者,放疗能够达到接近手术的效果,尤其是担心术后性功能丢失、尿控功能受损的患者。不过,随着机器人系统、手术策略和技巧的提高,保神经手术与尿控功能在术后已有很大进展,过去让患者犹豫的顾虑在减少。
龚侃提醒,无论是保守治疗、手术还是放疗,这些路径并非替代关系,选择哪一种,取决于肿瘤的分期与风险分层、患者的身体条件,以及他对功能保留和生活质量的真实期待。
晚期治疗是复杂的“艺术呈现”
如果说早期治疗是在几条成熟路径里做选择,那么,晚期治疗则更像是在一条不断分岔的路上随时改变前进方向。
因为在不同的疾病阶段,肿瘤病灶的大小、位置、个数、肿瘤负荷、生物学特征、既往治疗经历、患者身体状况都存在明显差异。医生要在准确判断的同时,读懂患者真实诉求,再综合年龄、状态、症状、经济状况、既往治疗反应、分子特点和影像学特征,做出精准医疗的决策。
“晚期前列腺癌治疗策略的制定是一门艺术。在病人开始治疗的时候,我们就要规划他将来的人生。”龚侃如是说。
复杂并不等于没有章法。通俗地讲,晚期前列腺癌可以分为激素敏感和去势抵抗两个阶段,治疗策略也随之切换。
龚侃解释说,处于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(mHSPC)阶段的患者,虽然已经发生转移,但仍对激素治疗敏感。医生可以在此基础上组合内分泌治疗与新型抗雄激素药物,并根据病灶情况判断化疗、放疗是否需要介入。
但敏感不会一直持续。“肿瘤细胞是非常聪明的,它们可以发生免疫逃逸,可以发生基因突变,对我们现有的药物产生耐药。”龚侃指出,国际上的共识认为,耐药发生的平均时间点是18到24个月,此后便进入激素抵抗阶段,即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(mCRPC)。
因此,这一阶段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尽可能持久地控制疾病,推迟mHSPC到mCRPC阶段的时间。“我们的任务,就是在多米诺骨牌倒掉第一颗的时候,延缓它引起第二颗骨牌的连锁反应;在每一个阶段延缓疾病进展,从而在总病程上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,同时提高生活质量。”龚侃做出形象比喻。
当然,目标定下来,路径其实还要边走边改。“综合年龄、PSA、穿刺病理、肿瘤负荷及分子特征等信息作出判断,用药后再通过复查观察反应,及时识别疗效不理想的患者并调整策略。”龚侃谈到。

图说 / 手术中的龚侃教授
将转移治疗前移需要更多循证证据
晚期治疗的另一个难点是“发现得够不够早”。据龚侃介绍,很长一段时间里,判断前列腺癌有没有转移主要靠骨扫描,特异性和准确率都不高,内脏器官和广泛淋巴结的转移容易被漏掉。
后来,以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(PSMA)为靶点的PET-CT把特异性提了上来,很多过去被判断为“早期无转移”的患者,因此提早发现了转移灶,治疗也就有了更及时的依据。
“传统观点认为PSA大于20ng/mL时转移可能性大,但现在我们发现PSA在10ng/mL左右也可能已经转移。如果做完手术,患者的PSA没有降到该降的水平,再一查,已经有转移了。虽然做一次PSMA PET-CT不便宜,但如果因此避免了一台对已转移患者并无意义的手术,这笔钱就是值的。”龚侃基于真实的临床案例分析尽早发现转移灶的优势。
看见转移灶之后,另一个问题跟着来了。“既然能够显示它,我为什么不能同时治疗它?” 在龚侃看来,这正是核医学从诊断走向治疗的思路:用靶点识别病灶,再把治疗药物递送到相应部位。
这条路已经落到具体疗法上。作为这一思路的应用方向之一,Lu177放射配体疗法(RLT)将靶向配体与治疗性放射性核素结合,通过识别相应靶点递送辐射,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增加治疗选择。
龚侃说,核药是国家特别重视、政策路径相对鼓励的方向,也是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,“核药的发展,未来是一片蓝海”。
作为临床医生,龚侃更在意的,是用药时机。如果等到疾病很晚、患者身体状况和骨髓造血功能已受到影响时才考虑相关治疗,患者的耐受条件可能并不理想。
因此,他主张将针对转移的治疗前移,一旦发现肿瘤负荷较高的骨转移,在激素还敏感的时候,就把内分泌治疗与核素治疗或其他治疗联合起来,在相对可控的状态下完成针对转移的治疗。
“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,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拿出循证医学的证据。”龚侃说。
